首先道歉，之前說是蔣碩傑，其實是刑慕寰。
以下。
...回顧過去四十年來我所撰寫的關於經濟政策的文字，我不得不承認
我真是一個老頑固。雖然我向政府所作的建言，除在一九五○年代
後期對政府外貿改革的方向可能稍有影響以外，可以說一直未受重視，
但是我對自由經濟信念竟然沒有絲毫改變。所幸自由經濟理念現在已經
主導全世界的大潮流；前蘇聯和東歐共產集團的崩潰，以及由此分裂與
重組的新國家、和現存的少數共產主義國家也都一致朝著自由經濟的方
向開放改革，在在顯示自由經濟理念現在已無國家之分，甚至亦無政治
信仰之別。因此我自信過去四十年來沒有走錯大方向。
我最感遺憾的，倒是政府在一九六○年代初期完成第一階段自由化
政策以後，卻在缺乏宏觀與前瞻的「務實主義」導向之下迷失了方向。
假如當時繼初步外貿改革之後，政府立即逐步（注意「逐步」不是躁進）
撤除一九五○年代遺留下來的一切反自由化的政策措施，必能得到甫於
外貿管制解放出來而獲利的外銷產業的諒解與支持，台灣產業的國際競
爭能力必能因自由化政策的指引而逐步提升，到一九八○年代初期台灣
很可能已經加入工業國家的行列。那時美國強施的自由化、國際化的壓
力，對國內產業根本不會起什麼作用，而對其投資意願自然也沒有什麼
不利的影響。然而，這個大好時機，卻輕易的被放棄了，以致國內產業
在一九八○年代上期終於逃不過美國強施的自由化、國際化的壓力，而
倍感艱辛。
也許有人認為，這個期間外匯存底據速增加也是一項重大成就。殊
不知這項成就正是歸因於政府自一九六○年代以後對國內產業刻意保護
與扶持（包括台幣價值長期低估），而後者正是國內產業不能適時培養
競爭能力的基本原因。至於外匯存底劇增的事實，則正好成為美國迫使
台幣大幅升值的藉口。其所招致的惡報，我們以深切體會。尤有進者，
政府因政策錯誤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而換得的龐大外匯存底，竟不知靈
活運用，及時以其中之一部份按照「以量制價」決定的利率貸予陷於困
境的國內產業，使之向西方工業國家購置新式機器設備及轉移技術，以
補強其體質，及提升其競爭能力，結果台灣又一次失去成為經濟大國的
機會。至於外匯存底劇速累積而使貨幣供給劇速增加，以致引發高昂社
會成本，更令人萬分扼腕。
在檢討一九六○年代初期以來政府所採行的經濟政策以後，我很遺
憾不得不做如下的評斷：在經濟方面凡是政府平時不該管的，政府卻管
了；而在危急非常之秋，政府應該做的，卻沒有行動。尤其是，政府完
全忽略一九五○年代後期以至一九六○年代初期第一次經濟自由化成功
的經驗，以致原本光明燦爛的台灣經濟發展前途，竟被導向至現今維持
中低度發展尚難預卜的境地。無論這個政策誤導的過施究應由誰負責，
結果都是同樣可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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